很多都来自于香港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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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神剧的源头,一般人都以为是大陆影视人员,但可能实际上并不是如此。

个人觉得,如果认真地探讨一下“抗战神剧”的源头,有两个重要的团队不能忽视。

一个是好莱坞团队。这里,就必须提一下伟大的斯皮尔伯格导演了。

斯皮尔伯格其实自己就是一个“头号玩家”,不管是娱乐片还是严肃片,他都能玩得风声水起。他能把虚幻的作品,拍得栩栩如生,而把真实的历史事件,再现得如临其境。

第二个来源,就是香港导演。“抗战神剧”里的创意,很多都来自于香港导演。比如香港导演张彻1986年导演的《大上海1937》中,就表现了一位抗日分子,用自行车玩起了杂技,把日本兵玩得团团转,一点脾气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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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香港导演这个源头不说,重点来看看斯皮尔伯格这位仁兄。

在1987年拍摄的《太阳帝国》中,电影前半部分重点表现了日本军队进占公共租界的情节。

斯皮尔伯格用一场人海战术制造出了令人叹为奇观的外滩难民潮,这一段场景,部分地采用了小说原作的情节,但还是与原作有着明显的不同。

小说里提到了电影里后来表现出的自家小轿车被日本坦克压垮的情节,但是,小说里并没有一味地写吉米一家的逃难过程,还写到了其父亲跑向外滩边上的黄浦江,救下落水的英国水手的情节,而这个情节,在电影里被斯皮尔伯格删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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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帝国》原来的设计图可以看出是面向黄浦江的。

但影片里多出了一个中国游击队狙击的场面。

这个场面,在这个电影里完全是一场败笔。

因为从历史记载来看,日军侵占上海的公共租界时并没有遭遇到抵抗。

我们不妨看一下由美国学者魏斐德在《上海歹土》一书中对日军侵略租界前后的史实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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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指出,日本侵占上海之后,四面“围困”了洋人的租界,但并没有入侵租界,使租界形成了一种“孤岛”格局,在这一段时间内,重庆与日伪政权的搏杀曾经延续了很长时间,“至1941年8月臻于顶峰,当时,很多人被枪杀和炸死。这些事件使得人们变得对日本人的占领麻木不仁,并且撕碎了近年来在国民党统治下勉强编织起来的文明社会织物。这些猛烈而野蛮的冲突就这样令人们筋疲力尽,以至当日本人于1941年12月8日开进上海的第一、第二城,最终夺取租界时,大家多默许了。”

这一段重庆方与日伪方的地下暗战,现在谍战片中表现的还是挺多的,比如《色戒》就反映了这一个时期的角斗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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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的最后,再次重申:“日军的占领使上海人留下了痛苦的回忆,但是,在日本人将其‘新秩序’强加给所有的上海人后,实际上并未发生市民起义和公开对抗。日军得以在1942年至1945年期间轻易夺取和统治中国的这一最大城市的原因之一,可能是1937——1941年间给该城赞成巨大创伤的各种骚乱。”

也就是说,日本人侵占公共租界时,并没有发生激烈的战斗,因为经过日本人的长期的清剿,抵抗组织的能量已经衰竭了。

在《太阳帝国》中,我们却看到了一群“抗日民团组织”(此称谓来源于《世界电影鉴赏辞典3》),在高楼上展开了对日本军队的攻击。

而这一组镜头斯皮尔伯格处理得也相当的混乱。这一组镜头拍摄的地点,大致在九江路与四川中路交叉的十字路口。这应该是在外滩沿江那一排著名建筑的背面。但是,电影里有一个主观镜头,就是小男孩在拥挤的人流中,听到飞机的声音,向上看去,他看到的却是沙逊大厦背景上的飞机飞过的镜头,而沙逊大厦位于外滩面江的那部分,而现在吉米的位置,是在外滩的背后,是无论如何看不到这样的镜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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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据电影的原来的设计,这一组难民逃难的镜头,应该发生濒临黄浦江的外滩的大道上,但是如果真的将外滩大道封闭起来供电影拍摄,是不现实的,现在电影里封闭的地点,仅仅是九江路与四川中路交叉路口的那一段,这样相对封闭拍摄的难度要减少不少。

民团组织首次出现的时候,是以小男孩吉米的眼光看到的。按照电影里的交待,他应该住在设在沙逊大厦里的华懋饭店,他从楼上下来的时候,从窗口看到了对面的建筑里,一群持枪的民团组织在楼顶上分散到有利地形,准备狙击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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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小男孩随着父母进入街道,被人流冲散,这时,民团组织在楼顶上向下面的日军开枪,在这一组镜头里,我们看到,民团组织人员只是摆了几个开枪的动作,枪口明显没有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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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再次表现民团组织的时候,枪口冒出了火舌,可以看出,斯皮尔伯格再有能耐,在这里也大意失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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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立刻还击,下面的镜头拉开的时候,是两具民团组织的尸体,而日本人拖着尸体,出离了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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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民团组织穿着游击队的服装,看上去非常的醒目,像这样的穿着戎装,在城市里打游击,看不出有任何的战略意义。而实际上,当时也没有盲动的组织,在日军侵占租界时进行这种完全不对等也没有意义的狙击。

说到底,租界是洋人的地盘,你抗日民团组织凭啥要去为洋人狙击日本人呢?

所以,斯皮尔伯格在这里演绎的只是一种他臆想出来的极不真实的“抗战神剧”式的想象而已。

那么,斯皮尔伯格为什么要突兀地加进这一个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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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找到了一个资料,或许能够解开这背后的谜底。

在上海出版的《电影故事》1987年第4期上有一篇报道《太阳帝国》拍摄动态的文章,其中记者采访了中方代表、上海电影总公司副经理,他特别提到:“最早的剧本,主要写了外国人在当时受到的灾难。我们认为,这样对中国人民的抗战,写得比较弱,向导演提出了意见。现在,影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抗战,反对侵略的事迹。”

看出这之间的关系了吧。

电影后半部分,斯皮尔伯格在表现美国人的神勇时,用不着中方的耳提面命,思路直接往“抗战神剧”的思维上跃迁,竟然表现小男孩在上海看到了日本长崎上空的原子弹的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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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际上,上海与长崎相距475英里,是不可能看到原子弹的爆炸的。就像日本地震时发生过核泄漏,但一水之隔的中国并没有受到影响。斯皮尔伯格为了夸大美国决定抗战胜利的“神话”,真可谓是无中生有,毫无底线。

但问题是,你表现神勇总得符合历史事实,给人一种真实感吧。如果仅仅是为了表现主观意愿而违背历史事实,那么这样的思维,恰恰是“抗战神剧”遭人诟病的原因。

如此看来,斯皮尔伯格难辞开启“抗战神剧”先河之咎也。你认为是不是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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