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尔伯格到中国拍摄《太阳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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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斯皮尔伯格到中国拍摄《太阳帝国》。在此之前,投资这部影片的华纳老板与中方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磋商与洽谈,终于得到了在上海拍摄21天的天大机遇。

斯皮尔伯格首次到中国拍摄,自然是对中国一无所知。当然,之前斯皮尔伯格也拍过涉及上海题材的影片,那就是1984年拍摄的《夺宝奇兵2》,这部影片的开头部分的冒险场景,就放置在上海。

但是当年中国方面并没有答应这部电影到中国上海取景,所以在这个影片里,几乎没有上海的外景实景,即使有部分的上海的镜头,显然也是山寨版的伪上海。

但这部电影更为有趣的地方,是反映出斯皮尔伯格对中国地理的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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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里表现男主人公一行在上海的短暂冒险之后,乘上飞机,飞往重庆,然后穿越青藏高原,前往印度。电影的故事主体情节放置在印度。甚至可以说,好莱坞对印度的熟悉程度都可能要超过中国。

在电影里,飞机飞离上海后,接下来的一个镜头,是飞机在长城上空飞行。在西方人的眼里,拍摄一部中国题材的影片,不表现一下长城,似乎就不算是好汉。直到好莱坞的一帮策划人,构思了《长城》的创意,然后又找到了他们眼中最好的中国导演,拍摄了一部同样严重水土不服的魔幻片《长城》,这部电影中,架空的情节以及洋人拯救中国的主题,即使有张艺谋执掌导筒,也无法改变好莱坞对中国想象的幼稚与错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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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斯皮尔伯格到中国拍电影,既兴奋,又茫然。幸好上海有着一帮优秀的电影人,他们的合作无疑是斯皮尔伯格的救命稻草。

那个时代,号称中国唯一的“好莱坞专业编剧”的严歌苓还没有出国,她写的剧本,曾经被上影厂拍过电影,所以斯皮尔伯格不可能得到中国编剧的帮助,当然,好莱坞电影从来也不会请中国人来编剧。所以严歌苓是一个没有任何一部剧本被好莱坞拍摄的“好莱坞专业编剧”。

中国的大导演,也不会成为斯皮尔伯格的首选。当年的上影厂有中国最为著名的谢晋导演,可以说,谢晋的导演风格是最接近好莱坞电影的,谢晋电影镜头的流畅、画面的饱满性及集中精力刻画人物这一点上,与斯皮尔伯格的风格的接近程度,在当时的中国导演中,几乎无出其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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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时的谢晋正处于他创作生涯中的低谷期。他正被一股来自于上海的评论杀手,死死地扼住喉咙,难以喘息。

这就是1986年上海的一名叫朱大可的教授,在一篇火药味浓烈的《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中对谢晋的强烈的批判。此文从此把“谢晋模式”打进黑牢,再踩上几脚,之后,谁再提“谢晋”模式,那就是落后于时代,自决于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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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出现了“丑星”甚嚣尘上的荒唐现象,直到小鲜肉横空出世之后,中国电影的审美观才算恢复正常,走上了正常轨道。但中国电影为自己的弯路付出了惨重代价,谢晋模式也就是好莱坞模式重新在中国电影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朱大可的一剑封喉,令谢晋一蹶不振,中国电影向好莱坞习艺的浪潮由此被封住了命门。谢晋淡出中国影坛的时候,正是第五代导演张艺谋、陈凯歌之流走上影坛之时。

当时的张艺谋、陈凯歌拍摄的《红高粱》《黄土地》可以说是与好莱坞的电影风格截然不同,这些被称着是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作影片,几乎都是逆着观众的趣味而来,在这些影片中淡化故事情节,减慢镜头速度,推销概念化的意念,陈凯歌后来拍到《孩子王》的时候,已经开始接近于零拷贝了,中国电影市场已经对这些孤芳自赏的学院导演难以忍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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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王》剧照

好在陈凯歌激流勇退,拍出了镜头富有动感、完全学舌好莱坞电影风格的《霸王别姬》,才宣告被上海评论家扼杀的谢晋模式又重新回归了,张艺谋也抛弃了他早期的在《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中镜头呆滞的镜语,而开始向好莱坞电影风格看齐。到了《长城》中,张艺谋成了一名相当于好莱坞三流导演水平的工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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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灯笼高高挂》剧照

1987年,斯皮尔伯格到中国拍电影的时候,他的那一套手法的中国传人谢晋,正在遭受批评,俨然已经过时。

当时上影厂是中方的协作单位,提供了三四百人协助,在这些人员中,美方最需要的是中国美工,因为很显然,电影镜头里的画面,与美工的绘制有着极大的关系。中方的美工凭着对中国本土文化的了解,能够复现出电影反映年代的旧有情境,斯皮尔伯格有再大的本事,他也必须借助于中国美工对旧式场景的还原。

所以,当时美方对中方的美工给予的薪酬最高,按天算,每天45美元。接下来的薪酬:制片主任40美元,下面依次是:25、20、15、10美金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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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美工设计的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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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的场面

而实际上,美方还是做了手脚,并没有按照国际惯例给予中方人员相应工资。当时美工在国际上常规市价每天是400美金。可以看出,美方开给中国的美工人员的薪酬,只是国际惯例的十分之一,但是这样的价格,对于中方人员来已经是惊人的天价了。当时一名美工师的正常月工资也就是80元,按当时的汇率来计算,好莱坞给予中方美工一天的薪酬接近180元左右,中方人员几乎惊呆了。

不仅是个人为这超高的报酬反应强烈,就是中国合作方也觉得为好莱坞打工也太合算了。用当时上影厂的人的话来讲:“我们二十几天扣了他100多万美元,就感到很满意了。”

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斯皮尔伯格,觉得斯皮尔伯格真的是不计成本,财大气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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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拍的大远景,对人数的需求很大

当时美方问电影里出现的5000名逃难的难民要准备多少衣装?中方回答,准备500件活动道具就可以了。远景上的群演,反正镜头里也拍不清楚,只要比划一下就可以了,用不着配备衣服。就像《敦刻而克》中海滩上的军队,远处的影影绰绰的部队都是用画板上的人影来代替的,可见,“巧拍”是中西方拍电影的惯例,但美方却狮子大开口,让中方准备5000名逃难的群演服饰。

当时摄制组用飞机将电影里所需要的一些道具如美国汽车及日本油箱运到了上海,满足了电影里外国人部分的道具配备,但中国的特产黄包车只能就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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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征求中方的意见, 黄包车要准备多少?中方美工认为,一部电影中,出现四五十辆黄包车就已经不错了,画面看上去也就很厚实了。美方掌握了中方的底线数据,立刻要在这个五十辆的基础上,加到80辆。一个街道上总不能全是黄包车吧,多了怎么办?美方明确答复,多了就作备用。

中方自然高兴,见美方花钱如流水,乐得拿着美国人的钱,去为他置办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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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美方剧组给中国这边人员开出的在当时看来天价的薪酬,并没有划给个人,而完全收归当时的单位所有,也就是上影厂所有。当时美方除了给中方人员薪酬之外,还有每天8美元的伙食补贴,也一律交公。中方人员的贴身实惠,大概也就是只能享受到剧组免费提供的咖啡、橙汁、巧克力、饼干所给予的口福了。

中方这边的酬劳,上影厂给中方四百多名人员一律发放每天8角钱补贴。这就是那个时代特殊国情下的中外合作的常态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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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参加拍片的中方人员,还要进行思想教育,叮嘱他们,不要多与外方人员交谈,拍片中要不卑不亢。后来美方人员在拍片结束后,发现登记在册的供群众演员使用的服装和道具没有一件丢失,令美方一员大为慨叹。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还是非常纯朴的,他们手里虽然并没有多少金钱,但都有国家的尊严感,知道参加一部电影的拍摄,是代表了国家,不能丢国家的脸。这与今天的专业化群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斯皮尔伯格在上海拍片的深远影响,不仅仅是一部《太阳帝国》作为反映二战时东方反法西斯战线人们生存境况的影片而载入影史,对中国影业的促进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租借外滩让剧组实地拍摄,显然是不现实的,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拍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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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尔伯格电影拍峻之后的下一年,也就是1988年,上影厂把筹建影视基地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个基地就是今天的上海影视乐园,又名车墩影视基地,现在反映上海题材的电影,大多数在这里的人造布景里实景拍摄。如《色戒》《新上海滩》等等。

从这个意义上讲,斯皮尔伯格的上海之行,给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场变革,它给予中国人的不仅是金钱上的刺激,更是电影观念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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